洗錢的歷史演變:

　一、國際上洗錢的歷史演變
　　洗錢的歷史經歷了從個體犯罪行為演變為有組織的犯罪行為，甚至恐怖融資的復雜歷史過程，對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構成威脅。
　　20世紀20年代以后，在美國的工業中心芝加哥等城市出現了以阿里？卡彭、約？多里奧、和勒基？努西諾為首的龐大的有組織犯罪集團，這些犯罪集團利用美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廣泛運用大規模生產技術的機會，大力發展自己的犯罪企業，謀求巨額的經濟利益。該犯罪集團的一名金融專家購買了一臺自動洗衣機，為顧客清洗衣服，并收取現金，然后將犯罪集團的收入混入洗衣收入存進銀行，同時，向稅務機關申報納稅，使犯罪收入變為合法收入，形成現代意義上最早的"洗錢（Money Laudering）"。
　　20世紀50年代末，被西方稱為現代有組織犯罪之父的黑手黨首領勒基盧西諾（Lucky Luciano）和洗錢分子邁耶蘭斯基（Meyer Lansky）以及有專業金融背景的美歇桑東諾（ Michele Sindona）等人聚集在美國巴勒莫專門召開會議，有組織地秘密活動。1957年11月，各販毒集團又在美國的阿巴拉欣召開會議，討論毒品走私進口、分銷、零售以及相關的洗錢問題，并達成了協議，甚至制定了國際販毒網絡運作的操作細則。從這一時期開始，洗錢從孤立的、單獨的、無序的隱瞞黑錢演變為具有專門分工、有組織的隱瞞、清洗黑錢的完整體系。經過多年的發展，洗錢者隱瞞和掩飾犯罪收益的方法和技巧更加變化多端，并呈現出專業化和行業化的趨勢。
　　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總統查理.尼克松因"水門事件"而下臺，因為他的競選班底將帶有賄賂性質的非法政治捐款通過清洗變為合法的政治捐款。美國政府在調查這一事件時，"洗錢"（Money Laudering）第一次作為一個法律用語在各大出版物正式出現，被指隱瞞、掩飾犯罪收益及其非法資金的行為。
　　20世紀80年代，洗錢活動已經完全突破傳統方式，跨國洗錢成為洗錢活動的主要形式。首先，從行業看，犯罪活動呈現國際化趨勢。毒品犯罪、跨國有組織犯罪、跨國經濟犯罪愈演愈烈，使得國際間犯罪資金轉移越來越頻繁，金額也越來越大；其次，洗錢分子的身份越來越復雜，幾乎各個國家、各個行業、各個層次都有人牽涉其中；再次，從區域來看，洗錢分子利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有利條件，大肆擴展洗錢的地域范圍。新興的國際金融中心洗錢香港、體制轉規過程中的發展中國家均成為洗錢分子關注的重點。此外，從洗錢的方式和手段來看，洗錢更加隱蔽化、智能化和多樣化。洗錢分子利用計算機等高新技術，利用衍生金融工具提供的復雜金融服務，隱瞞和掩飾犯罪收益已成為現代洗錢的重要特征。據美國Fin？CEN 介紹，聯邦政府近年來偵破的跨境洗錢案件中，90%以上都是通過銀行，將信用證、銀行匯票、國際信用卡等結算工具與銀行電子化服務結合套做；有些犯罪集團則使用貨幣、利率等衍生工具在一些外匯管制疏漏的國家進行洗錢。
　　1989年7月，西方七國（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在巴黎召開首腦會議，成立了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該工作組不屬于其他任何國際組織的一部分，而是一個獨立的專門進行國際反洗錢的特殊組織。
　　進入21世紀后，恐怖融資成為洗錢活動的新動向，引起各國重視。2001年9月11日，國際恐怖組織對美國實施了恐怖襲擊，造成巨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這就是令人震驚的"9？11事件"。這次事件是人們開始重視恐怖融資的導火索。據估計，恐怖組織每年僅僅在美國境內就花掉高達70億美元的活動經費。由于恐怖融資的目的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揮霍奢華，恐怖分子的生活往往比較節儉，其主要目的是施行恐怖活動，因此，洗錢活動已經影響到國家安全。
　　隨著2001年10月30日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發布的《關于恐怖融資的特別建議》將恐怖融資定義為洗錢的一種形式開始，洗錢已從最初個體的、經濟的犯罪行為演變為復雜的、有組織的、呈現出國際化和政治化的犯罪行為。
　　二、中國的洗錢歷史演變
　　洗錢在中國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的漸進發展過程，伴隨洗錢的歷史演變，中國對洗錢罪的認識不也斷發展和完善。
　　改革開放前，中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社會經濟實行計劃管理，沒有對外開放，國民經濟的總體規模比較小，整個金融活動完全處于國家監控之下，金融機構還處在手工操作階段，與國際金融機構的業務往來很少，因此不具備實施洗錢的客觀環境，經濟領域的犯罪較少，也未發現洗錢活動。因此，1979年制定《刑法》時未規定洗錢罪。
　　隨著我國于80年代初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經濟社會轉型為國家帶來了發展機遇，但是，由于改革措施不配套，某些方面的法制建設滯后，隨著各種利益誘惑的增多，走私、販毒、偷逃稅款、金融詐騙、貪污賄賂以及黑社會犯罪等現象在中國開始出現，國際犯罪組織也開始向國內滲透。與此同時，政府對各種違法犯罪行為，特別是走私、販毒、黑社會性質等嚴重刑事犯罪和貪污腐敗等經濟犯罪活動不斷加大打擊力度。于是，為了隱瞞、掩飾、合法化數額龐大的違法犯罪所得，隨著這些上游違法犯罪活動產生洗錢需要，中國開始出現了洗錢。
　　1988年12月，我國政府簽署<<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公約>>（簡稱<<禁毒公約>>或<<維也納公約>>）。1990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通過《關于禁毒的決定》，對毒品犯罪中所涉及的洗錢行為進行了專門的規定，這部刑事單行法是我國國內法第一次通過刑事法律規范對洗錢問題做出明文規定。
　　90年代初開始，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公職人員腐敗、貪污受賄的情況開始蔓延，一些腐敗分子成為走私、黑社會犯罪等違法犯罪活動幫兇甚至主謀，對洗錢活動有了更為廣泛的需求，造成國內大量資本外流。據統計，1991至1998年，中國共發生走私案件4200起，總金額達1300億美元，平均每年為160億美元。每年通過地下錢莊清洗出境的黑錢約2000億元，其中，約300億元屬于腐敗收入。與此同時，一些跨國有組織犯罪集團也乘勢加緊對我國的滲透，一些境外不法分子利用金融機構或外商投資企業將非法資金混入合法資金中違法轉移贓款、利用與中國的進出口貿易轉移贓款、攜帶非法資金進入中國境內洗錢的案例也時有發生。中國國內和國外犯罪分子在中國日益頻繁地從事洗錢活動，洗錢的危害性日漸顯現。據世界銀行經濟研究所的研究，1997年中國銀行體系中存在480億美元的"額外"儲蓄，約占當年GDP的5%，它們與當時中國城市居民的年收入和支出明顯不符，可以認定與洗錢有密切關系。當時的中國國際收支統計表明，每年的"誤差與遺漏"約200億美元，這被國內外很多理論和實際工作者視為衡量中國資本外逃規模的一項重要指標。
　　為了有效遏制洗錢行為，防止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制裁，1997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增設了關于"洗錢罪"的規定，并將洗錢罪的上游犯罪增加到三種，即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和走私罪，填補了我國刑法上原有的罪名體系所存在的漏洞和空白。
　　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國金融機構技術手段不斷提高，全球資金劃轉快速便捷，加上投資環境更加寬松，洗錢的方式、洗錢的地域、洗錢的技術手段以及參與洗錢活動的人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洗錢活動呈現出更加猖獗的勢頭。一方面，國內犯罪分子或犯罪集團把贓款通過境內金融機構轉出境外，在國外清洗后使資金回流成為合法擁有；另一方面，境外犯罪集團或黑社會組織利用中國大量引進外資之際，利用贓款來投資，然后利用盈利的形式匯出境外。還有一些境外的金融機構明目張膽地尋求境內金融機構的協助完成洗錢行為。洗錢案件不斷增多，洗錢犯罪活動的范圍和手段也不斷翻新，洗錢活動呈現日益復雜化的發展趨勢。
　　2001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刑法修正案（三）》，對反洗錢的刑事法律規范作了進一步完善。在洗錢犯罪的上游犯罪的規定中，增加恐怖活動犯罪，至此，我國洗錢罪的上游犯罪增至四種。此外，針對恐怖融資活動，《刑法修正案（三）》規定，將資助恐怖活動組織或者實施恐怖活動的個人的行為增加規定為犯罪。
　　2006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對《刑法修正案（六）》，將洗錢罪的上游犯罪增加至七種，增加了"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詐騙犯罪"等三種犯罪，進一步完善了對洗錢罪上游犯罪的規定。
　　2008年8月，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刑法修正案（七）》，將國家工作人員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由五年提高到十年，將貪污賄賂犯罪適用范圍擴大到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和已經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進一步補充完善了洗錢罪的上游犯罪。